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最早的中醫外治專著理瀹駢文

膏藥療法是中醫傳統的外治療法。清代吳師機是一位擅長膏藥療法且卓有成就的醫生。吳師機(西元1806~1886年)字尚先,浙江錢塘人,早年中舉,後棄儒從醫。咸豐三年,太平天國戰亂,吳師機避遷江蘇泰州鄉下,開始自製膏藥為人治病,吳氏的膏藥療法具有簡、便、廉、驗的優點,又可避免內服藥所引起的副作用,特別是“膏藥多驗於窮苦人家”,於是他在百姓中大力推行外治法。由於膏藥療法不分老幼,僅一張膏藥貼敷就能取得很好的效果,而且不影響勞作,所以深得 廣大勞苦百姓喜歡,應診者絡繹不絕。據吳氏自述,到他家看病的人包括方圓一二百里,每天都有五六十船,最多的時候一個月曾治兩萬多人次。可見,他的膏藥在群眾中享有極高的信譽。

吳氏擅長膏藥療法,不僅醫技精湛,而且醫德高尚,為人樂善好施。他鄉居八載,活人無數,經常“舍藥施醫,以救目前窮苦之疾”。同治八年,他在揚州開設“存濟藥局”專門以自製膏藥贈送病家,廣受當地群眾讚譽。

吳氏對醫學的一大貢獻在於他將自己的外治經驗著成《外治醫說》,後易名《理瀹駢文》,取“醫者理也,藥者瀹也”之意。書中介紹了外治法的歷史,闡述了外治法的理論根據,以及膏藥的制法、用法和治療範圍、作用。該書最大的特色是打破了以往醫生偏于藥餌輕於外治的慣例,大力推崇外治療法,其中突出膏藥療法,他在古法的基礎上,總結出敷、熨、熏、浸、洗、擦、坐、嚏、縛、刮痧、火罐、推拿、按摩等近二十種外治方法。

作者是浙江錢塘人,曾在楊州居住,因在太平天國農民起義軍戰爭期間藥源缺乏,並看到群眾中有“不肯服藥之人”和“不能服藥之證”等情況,遂鑽心研討用外治法治病,很受群眾歡迎。他吸取前人和古典醫籍中有關外治的論述,並彙集民間的外治法,集二十年之經驗,易稿十餘次,寫成了理療性外治專著《外治醫說》,該書對中醫外治法的總結與發展作出了重大貢獻,他的外治方法主要是膏藥療法,該書中幾乎把一切見聞的病都用膏藥治療,書中詳細論述了膏藥治病原理,指出了膏藥的應用方法和配製方法。

卷首總論外治之法。正文部分則分別論述了傷寒、中風、痹症等內、外、婦、兒、五官等科多種病症的外治方並詳加注文闡述,提供了不少行之有效的外治法。書末附常用外治膏藥方的配方與制法,並附《治心病方》一文。全書以記述常見病、多發病為主,治法多具有簡、便、驗、廉的特點,便於推廣。除膏藥外,本書還記載 了敷貼法、熨法、洗法、熏法、照法、拭法、浴法、溻法、吸入法、取嚏法、灌導法、火罐法、割治法等。由於作者本人是外治法卓越的實踐家,其所收選的治法有較高的臨床參考價值,所以此書為外治專著中影響較大的一種。但本書存在綱目不清,缺乏條理的缺點。書中也摻雜了一些糟粕性內容。現存多種清刻本。1949 年後有影印本。

他本人通過長期實踐,大力提倡膏藥的應用。他在二十年間, “月閱症四、五千人,歲約五、六萬人,出膏大小約十萬餘張。”因此,可以說《理瀹駢文》是我國第一部專門研究膏藥的專著。除膏藥外,還有敷、熨、罨、塗、 熏、浸、洗、擦、搭、抹、嚏、吹、吸、捏、咂、坐、塞、踏、臥、刷、攤、點、滴、燒、照、縛、紮、刮痧、火、罐、按摩、推拿等數十種外治方法,它不僅用於癰疽疔腫、風濕痹痛,跌打損傷等外科疾患的治療,還廣泛地用於內、婦、兒、外、五官等各種疾患的治療。因此《理瀹駢文》被後人尊稱為“外治之宗”。

(來源 : http://www.neibingwaizhi.cn/Content.Asp?ID=337)

《針灸大成》

本書又名《針灸大全》,楊繼洲撰,靳賢校正。萬歷二十九年(1601)刊行。有針灸理論、治療和經絡俞穴等,對於明代以前的針灸學的主要成就作了初步總結。本書至今已有50多種版本。通行本是10卷本,包括初刻本、清順治丁酉(1657)李桂月刊本、人民衛生出版社1963年排印本、1984年校釋本。

全書共10卷。卷1是理論部分,卷2~3為歌賦。卷4為仰伏人尺寸圖,背俞、腹部穴歇,寸法,九針論,針法、補瀉,針灸禁忌等;「經絡迎隨設為問答」,是楊氏手法的經驗總結。卷5為井滎俞原經合穴、子午流注針法及靈龜飛騰八穴針法。卷6~7為五臟六腑及十四經穴的主治、經穴歌及考證穴法、奇經、絡脈、經筋、要穴、經外奇穴等。卷8首載《神應經》大法,次論內、外、五官、婦、兒科共23門疾病的針灸台療。卷9首論治症總要,末附楊氏的31個醫案。卷10為附篇,輯錄陳氏(佚名)的《小兒按摩經》,使之成為唯一傳本。

(來源:http://yibian.hopto.org/book/?bno=114)

《備急千金要方》

本書又名《千金要方》,簡稱《千金方》。亦有人把《千金要方》和《千金翼方》合稱為《千金方》。唐‧孫思邈搜集唐初以前的醫藥著作,約撰成於永徽三年(652)。

《備急千金要方》自唐代到現代,中外翻刻版本有四十餘種,大致可分為兩類。原文本有未經北宋校正醫書局林億等校刊的版本,或經校刊者,均為30卷本。另有93 卷本,係明代中期道教徒據早期《道藏》本及北宋校刊本等析編而成。現存較早版本為明嘉靖二十二年(1543)小丘山房喬世寧刻本;日本嘉永二年(1849)江戶醫學影宋本亦為佳本。1955年和1982年人民衛生出版社據江戶醫學本曾兩次出版影印本。第二類為詳注本和節選本。

此書 30卷本內容,卷1為醫學總論,包括醫學倫理、本草、製藥等;卷2~4係婦科病;卷5為兒科病;卷6為七竅病;卷7~8論諸風腳氣;卷9~10為傷寒;卷 11~20為臟腑病論;卷21論消渴淋閉諸症;卷22為瘡腫疽疽;卷23係痔漏;卷24論解毒並雜治;卷25為備急諸朮;卷26~27係食治並養性;卷 28平脈;卷29~30針灸孔穴主治,總計233門,含方論5300余首,創分證列方的編寫體例。書中系統總結了唐代以前的醫學成就,取材廣泛,內容豐富,遍涉臨床各科及針灸、食療、藥物、預防、衛生保健等。該書有述有作,驗方經方兼備,是我國第一部理法方藥俱全的醫學巨著,是繼張仲景《傷寒雜病論》後,我國醫學的又一次總結,被譽為我國歷史上最早的臨床醫學百科全書。

(來源:http://yibian.hopto.org/book/?bno=148)

《神農本草經》

《神農本草經》又名《神農本草》,簡稱《本草經》、《本經》,我國現存最早的藥學專著。撰人不詳,“神農”為託名。其成書年代自古就有不同考論,或謂成于秦漢時期,或謂成于戰國時期。原書早佚,現行本為後世從歷代本草書中集輯的。該書最早著錄于《隋書•經籍志》,載“神農本草,四卷,雷公集注”。《舊唐書 •經籍志》、《唐書•藝文志》均錄“神農本草,三卷”,宋《通志•藝文略》錄“神農本草,八卷,陶隱居集注”,明《國史經籍志》錄“神農本草經,三卷”,《清史稿•藝文志》錄“神農本草經,三卷”。歷代有多種傳本和注本,現存最早的輯本為明盧複輯《神農本經》(1616),流傳較廣的是清孫星衍、孫馮翼輯《神農本草經》(1799),以及清顧觀光輯《神農本草經》(1844)、日本森立之輯《神農本草
經》(1854)。

神農,古傳說中“三皇”之一,傳稱神農嘗百草始有醫藥,書名冠以神農為尊古之風的假託。現行本為清孫星衍、孫馮翼輯。孫星衍(1753~1818),字伯淵,又字淵如,清代江蘇陽湖(今武進)縣人。乾隆五十二年(1787)第進士,曆官翰林院編修、刑部主事等,一生博覽群書,貫通經史、訓詁、諸子、醫藥, 除輯本書外,尚有《素女方》、《秘授清甯丸方》、《服鹽藥法》等著,於古代醫籍整理多有貢獻。

書凡3卷,載藥365種,其中植物藥252種,動物藥67種,礦物藥46種。根據藥物的效能和使用目的不同,分為上、中、下三品,立為3 卷分別論述。卷1為“上經”,論“上藥一百二十種,為君,主養命以應天,無毒,多服、久服不傷人。欲輕身益氣、不老延年者,本上經”。卷2 為“中經”,論“中藥一百二十種,為臣,主養性以應人,無毒、有毒,斟酌其宜。欲遏病補贏者,本中經”。卷3 為“下經”,論“下藥一百二十五種,為佐使,主治病以應地,多毒,不可久服。欲除寒熱邪氣、破積聚、愈疾者,本下經”。

本書系統地總結了我國秦漢以前的藥學知識和用藥經驗,為中藥學和方劑學的發展奠定了基礎,至今仍是研究中藥和方劑的最重要的經典文獻之一。首先,在藥學方面,所論365 種藥物的療效真實可靠,至今仍是臨床常用藥;創立了藥有“四氣”、“五味”的理論,和藥分上、中、下“三品”的分類方法,並反映了部分化學知識。其次,在方劑學方法,指出藥可單用亦可組方配用,創立了藥物之間“七情合和”理論和組方配伍的“君臣佐使”原則,總結了丸、散、湯、酒、膏等基本劑型。再次,在用藥方面,提出了辨證用藥的思想,所論藥物適應病症達170 多種,對用藥劑量,時間等都有具體規定。

《神農本草經》標誌著中國藥學的誕生。後世對它進行注釋、補充,形成了眾多的本草文獻。較早的有漢魏之際的補注本《名醫別錄》、梁陶弘景的《本草經集注》(494 ),後有明繆希雍撰《神農本草經疏》(1625),清代張志聰撰《本草崇原》(1663)、徐大椿撰《神農本草經百種錄》(1736)、鄒澍撰《本經疏證》(1837),今有尚志鈞著《神農本草經校點》(1981)等。

(來源:http://www.zhzyw.org/zycs/zz/08121816KBD9A44GG439BC1KC_3.html)

《傷寒雜病論》

西元3世紀初,張仲景博覽群書,廣采眾方,凝聚畢生心血,寫就《傷寒雜病論》一書。中醫所說的傷寒實際上是一切外感病的總稱,它包括瘟疫這種傳染病。該書成書約在西元200年~210年左右。在紙張尚未大量使用,印刷術還沒有發明的年代,這本書很可能寫在竹簡上。
  
219年,張仲景去世。失去了作者的庇護,《傷寒雜病論》開始了它在人世間的旅行。在那個年代,書籍的傳播只能靠一份份手抄,流傳開來十分艱難。
  
時光到了晉朝,《傷寒雜病論》命運中的第一個關鍵人物出現了。這位名叫王叔和的太醫令在偶然的機會中見到了這本書。書已是斷簡殘章,王叔和讀著這本斷斷續續的奇書,興奮難耐。利用太醫令的身份,他全力搜集《傷寒雜病論》的各種抄本,並最終找全了關於傷寒的部分,並加以整理,命名為《傷寒論》。《傷寒論》著論22篇,記述了397條治法,載方113首,總計5萬餘字,但《傷寒雜病論》中雜病部分沒了蹤跡。王叔和的功勞,用清代名醫徐大椿的話說,就是“苟無叔和,焉有此書”。
  
王叔和與張仲景的淵源頗深,不但為他整理了醫書,還為我們留下了最早的關於張仲景的文字記載。王叔和在《脈經》序裏說:“夫醫藥為用,性命所系。和鵲之妙,猶或加思;仲景明審,亦候形證,一毫有疑,則考校以求驗。”
  
之後,該書逐漸在民間流傳,並受到醫家推崇。南北朝名醫陶弘景曾說:“惟張仲景一部,最為眾方之祖。”可以想像,這部奠基性、高峰性的著作讓人認識了它的著作者,並把著作者推向醫聖的崇高地位。
  
張仲景去世800年後的宋代,是《傷寒雜病論》煥發青春的一個朝代。宋仁宗時,一個名叫王洙的翰林學士在翰林院的書庫裏發現了一本“蠹簡”,被蟲蛀了的竹簡,書名《金匱玉函要略方論》。這本書一部分內容與《傷寒論》相似,另一部分,是論述雜病的。後來,名醫林億、孫奇等人奉朝廷之命校訂《傷寒論》時,將之與《金匱玉函要略方論》對照,知為仲景所著,乃更名為《金匱要略》刊行於世,《金匱要略》共計25篇,載方262首。至此,《傷寒雜病論》命運中的幾個關鍵人物全部出場了。
  
《傷寒論》和《金匱要略》在宋代都得到了校訂和發行,我們今天看到的就是宋代校訂本。除重複的藥方外,兩本書共載藥方269個,使用藥物214味,基本概括了臨床各科的常用方劑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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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難經》

中醫理論著作。原名《黃帝八十一難經》,3卷。原題秦越人撰。“難”是“問難”之義,或作“疑難”解。“經”乃指《內經》,即問難《內經》。作者把自己 認為難點和疑點提出,然後逐一解釋闡發,部分問題做出了發揮性闡解。全書共分八十一難,對人體腑髒功能形態、診法脈象、經脈針法等諸多問題逐一論述。但據考證,該書是一部託名之作。約成書于東漢以前(一說在秦漢之際)。該書以問難的形式,亦即假設問答,解釋疑難的體例予以編纂,故名為《難經》。內容包括脈診、經絡、臟腑、陰陽、病因、病理、營衛、俞穴,針刺等基礎理論,同時也列述了一些病證。該書以基礎理論為主,結合部分臨床醫學,在基礎理論中更以脈診、臟腑、經脈、俞穴為重點。其中1~22難論脈;23~29難論經絡;30~47難論臟腑,48~61難論病;62~68難論俞穴;69~81難論針法。書中對命門和三焦的學術見解以及所論七沖門(消化道的7個沖要部位)和八會(髒、腑、筋、髓、血、骨、脈、氣等精氣會合處)等名目,豐富和發展了中醫學的理論體系。該書還明確提出“傷寒有五”(包括中風、傷寒、濕溫、熱病、溫病),並對五臟之積,泄痢等病多有闡發,為後世醫家所重視。全書內容簡扼,辨析精 微,在中醫學典籍中常與《內經》並提,被認為是最重要的古典醫籍之一。有多種刊本和注釋本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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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黃帝內經》

《漢書•藝文志•方技略》載有醫經、經方、神仙和房中四種中醫典籍。

其中醫經有:《黃帝內經》十八卷,《外經》三十七卷;《扁鵲內經》九卷,《外經》十二卷;《白氏內經》三十八卷,《外經》三十六卷,《旁篇》二十五卷。

除《黃帝內經》外,其他醫經均已亡佚。因此,《黃帝內經》便成了現存最早的中醫經典了。什麼是醫經呢?《漢書•藝文志•方技略》指出:“醫經者,原人血脈、經絡、骨髓、陰陽、表裏,以起百病之本、死生之分,而用度箴石湯火所施、調百藥劑和之所宜。至劑之得,猶磁石取鐵,以物相使,拙者失理、以愈為劇,以生為死。”這就是說:醫經是根據人身的血脈、經絡、骨髓、陰陽、表裏等情狀,用以闡發百病的根源、死生的界線,而度用適當的針灸湯藥等治療方法以及如何調制各種適宜的藥劑。最好的藥劑之功能就像磁石取鐵一樣取得立竿見影的效果。不高明的醫者違反醫學理論,致使當愈者反劇,當生者反死。簡言之,醫經就是闡發人體生理、病理、診斷、治療和預防等醫學理論之著作。所以稱之為“經”,是因為它很重要。古人把具有一定法則、一般必須學習的重要書籍稱之為“經”,如儒 家的“六經”,老子的“道德經”以及淺顯的“三字經”之類。所以稱“內經”,並不是像吳昆《素問注》、王九達《內經合類》所稱“五內陰陽之謂內”,也不像張介賓《類經》所說“內者,生命之道”,而僅僅是與“外”相對為言而已。

首先應該指出,《黃帝內經》肯定不是黃帝所作,純屬後人偽託。這正如《淮南子•修務訓》所指出的那樣:“世俗之人多尊古而賤今,故為道者必托之于神農黃帝而後能入說。”冠以“黃帝”之名,意在溯源崇本,藉以說明我國醫藥文化發祥甚早。

《黃帝內經》究竟成於什麼時代呢?宋林億、高保衡等認為:“非大聖上智,孰能知之?戰國之人何與焉?大哉《黃帝內經》十八卷,《針經》三卷,最出遠古”; 邵雍認為:“《素問》、《陰符》,七國時書也”;程顥認為:“《素問》書出戰國之末”;司馬光認為:“謂《素問》為真黃帝之書,則恐未可。黃帝亦治天下, 豈終日坐明堂,但與歧伯論醫藥針灸耶?此周、漢之間醫者依託以取重耳”;朱熹也認為:“至於戰國之時,方術之士遂筆之於書以相傳授,如列子之所引與夫《素問》、《握奇》之屬……”;明方孝儒認為:“皆出戰國、秦、漢之人”;方以智認為:“守其業而浸廣之,《靈樞》、《素問》也,皆週末筆”。清魏荔彤認為:“軒岐之書類春秋戰國人所為,而托於上古”。綜上所說,將《黃帝內經》之成書定為戰國時期是較為可信的,但也不能認為《素問》八十一篇、《靈樞》八十一篇 盡出於戰國。呂複對此發表過中肯的見解:“《內經素問》,世稱黃帝岐伯問答之書,及觀其旨意,殆非一時之言,其所撰述,亦非一人之手。劉向指為韓諸公子所著,程子謂出於戰國之末,而其大略正如《禮記》之萃於漢儒而與孔子、子思之言並傳也。”以上僅僅是從大多數學者的看法上加以歸納分析所做的判斷。其實還可以從《黃帝內經》的哲學思想、理論體系、內容特點、先秦古韻等諸方面論證《黃帝內經》的絕大多數篇章(也即《黃帝內經》的主體部分)成于戰國。限於篇幅,這方面的論述只好從略了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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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溫病條辨》

本書為溫病學的重要代表著作之一,共六卷,清吳瑭撰,嘉慶三年(1798)完成,前後化了六年時間。刊行之後,為醫家所重,乃致翻刊重印達五十餘次之多,並有王孟英、葉霖等諸家評注本,或編為歌訣之普及本。今之溫病學教材,取該書之說亦最多。


《溫病條辨》為吳瑭多年溫病學術研究和臨床總結的力作。全書以三焦辨證為主幹,前後貫穿,釋解溫病全過程辨治,同時參以仲景六經辨證、劉河間溫熱病機、葉天士衛氣營血辨證及吳又可《溫疫論》等諸說,析理至微,病機甚明,而治之有方。例如書中歸納溫病清絡、清營、育陰等治法,實是葉天士散存于醫案中之清熱養陰諸法的總結提高。而分銀翹散作辛涼平劑、桑菊飲作辛涼輕劑、白虎湯為辛涼重劑,使氣分病變遣方用藥層次清晰、條理井然。葉天士之驗方,在吳瑭手中一經化裁,便成桑菊飲、清宮湯、連梅湯等諸名方。足知吳瑭此書,不是僅僅為纂集而撰,實是經心用意,為學術理論昇華之作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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來源:http://yibian.hopto.org/book/?bno=69 )